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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多元公私協力產業高階人才養成模式的關鍵


根據國發會所公佈的人口推估統計,臺灣總工作年齡人口在2015年已經達到最高峰,到2020年大約減少3%,同時預期將持續逐步遞減;同時,臺灣的名目國民生產毛額,從2019年接近19兆新臺幣成長到2020年接近20兆,每人平均名目國民生產毛額呈現上升,源於人口數減少的影響仍有限。不過,在總工作年齡人口預期將持續遞減,如期待維持國民生產毛額在一定水準,甚至有一定的成長幅度,顯然每位工作年齡者所必須要擔負的貢獻額就必須要增加。這就涉及到整個國家人才結構的準備與布局。

產業高階人力投入比重的提高,將能帶動並發揮幾個關鍵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進而維繫產業的持續發展;產業高階人力投入情形,在未來幾年將影響到整體國民生產毛額的演變,或者說是影響臺灣國民生活水準的關鍵影響因素。

為了讓所供給的高階人力能夠有效地為產業所用,供給端必須要能確實地貼近產業界的轉型方向及投資方向,而且供給品質還必須符合用人單位的要求,否則不但將大幅提升用人單位管理成本及人力市場的交易成本,同時也會讓企業無法達成所預期的產業競爭力及報酬。

在實際的運作中,這些高階人才供給來源的作法,或多或少都會存在著是否貼近產業轉型及投資需求,以及供給品質是否符合要求的問題,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實際作法及政策的介入,如何降低這高階人力供給及需求間的資訊落差問題,就成為除了人才供應數量是否跟得上需求外,應該要仔細關注的關鍵議題。

透過政策介入化解高階人力供給及需求資訊落差的作法,國際上近年已經出現透過職能基準建立,同時儘量讓產業人才需求資訊透明化的大方向,以降低供需雙方資訊及品質期待的落差。

不過,在實際推動政策時,由於建立職能基準需要業界的溝通形成共識,而各個產業領域分別需要哪些類型人才,各業要形成共識並不容易,須投入時間人力協調;再者,對於哪些是具有潛力的投資領域,政策上即便會引導未來發展投資機會方向,但業者也未必有意願投入在相關人才的養成上,單單靠政府政策帶動培訓產業及高教體系,也難以達到如時如質的成果;第三,高階人才的養成,經常需要一段養成時間,即便有職能基準,有人才供給端的規劃與養成供應機制,但是未必能夠即時對應到企業的人才需求;第四,雖然有了人才需求方向,也有了職能基準,但是人才供給端所提供的人才,對於需求端而言還是會有著「品質」的疑慮,包括對於課程師資及培訓出來人才品質,在這樣的風險意識下,也降低了業者投入經費的意願;最後,有些高階人力的需求,經常是需求量不多,即便有職能基準與需求,政策在人才供給端投入,有時會緩不濟急或不符成本效益。

近年的新作法已開始嘗試化解這些問題。首先,針對業者投入於人才養成意願及供給端提供人才品質的問題,新加坡及日本政府採行了相近的配套作法:透過法令,要求企業必須繳交一定比重的費用給「基金」,這基金透過指定用途在人才培訓上,包括在企業內部員工參與培訓,可直接抵扣所需繳納的費用,以及市場上的轉職者;第二,藉著職能基準,或未來產業發展方向所需技能,設計對滿足這些需求培訓課程或機構的認可或認證機制,以確保培訓成果的品質;第三,在培訓市場上缺乏符合品質課程時,由政府評估是否由相關基金補助成立符合一定水準的培訓課程或機構。

美國在2012年歐巴馬總統提出了「先進製造夥伴聯盟(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 AMP)」政策,嘗試在美國孕育出全新的製造業生態系。

在具體的作法上,美國政府首先聚集政府相關部門在先進製造的能量與資源,接著透過可協助業者分攤硬體及研發成本的方式,吸引相關業者的參與,包括先進檢測或實驗設備的共用、新興議題的研發合作計畫,促使參與夥伴的互利行動,協調夥伴間利益分配等,以引導達成加速夥伴間知識交流,加速創造新知新服務,協調夥伴間知識智財的配置與共享,協調出更多的互利發展目標,進一步嘗試創造新的市場需求機會等。藉著民間所需「資產」的創造與累積,發展出可促使「互利發展」的服務,進而吸引民間資源的共同投入,或付費取得服務。

當然,藉著先進技術發展能量,進行提供業界技術合作的服務能量,到引導業界創造及進入市場所需的資源投入,累積智財形成標準等,都會是這過程中所關注的完整過程。高階人才及第一線人才的養成機制,必然也是這「美國製造」方案底下各個計畫所會投入的重要環節。亦即,美國對於先進製造的發展與推動,其實是個全面性的推進,一直到各個中心能夠讓業者付費,並且朝自給自足方向邁進。在這樣的運作脈絡及作法下,前面所提及的人才養成緩不濟急或不符成本效益的問題,儼然就是個正解。

臺灣的政策機制,在產業創新條例的架構下,已經有了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與鑑定制度,同時也有推估人才供給需求的法源基礎。至於如何引導業者參與及投資等議題,以上日、星及美國的經驗,相當值得參考。

作者:林欣吾/臺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兼研究三所所長